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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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是二二八。我知道二二八應該也有二十多年了吧，就和六四和五一三一樣，這樣重要的歷史事件，隨著年紀的增長，不停地修正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記得二二八最好的方式就是讀一本關於二二八的書，今年我讀了《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台灣衛城於2017年出版，作者陳翠蓮是台大歷史系教授。

在閱讀的過程中得到許多啟發，覺得要理解二二八，其實可以和近年的香港互為參照。

二二八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剛好（反法西斯的）二戰已經結束，而（反共產主義的）冷戰尚未開始。

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的地位是特殊的，也有許多歷史的偶然。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美軍策劃反攻時，台灣是其中一個潛在目標，但最後並沒有被攻擊，盟軍進攻的是菲律賓呂宋島和沖繩。如果進攻的是台灣，那台灣就會像沖繩一樣被接管。和德國不同，日本是個島國，登陸作戰困難，而沖繩作戰的慘重傷亡，讓盟軍抗拒登陸日本本土，而選擇使用原子彈，結果日本太快投降，使得接收日本佔領區成為一個迫切和棘手的問題，蘇聯和盟軍開始進行爭搶。

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其他地方不同，台灣被日本帝國殖民統治最久，比滿州和朝鮮還要久。站在台灣的立場，第一件不幸的事是和亞洲其他被殖民地區不同，台灣是戰敗國而不是戰勝國的殖民地，第二件不幸的事是美國認為對台灣實施軍事佔領的成本太高，而且因為最終還是要交還給中國，對美國毫無利益。

二戰在歐洲戰區打的是意識形態差異，基本上是（有限度民主的）帝國資本主義聯合共產主義對抗法西斯主義，但在亞洲戰區中日雙方的意識形態並沒有明顯差異，蔣介石的國民黨也是法西斯政權，就形成軍國主義對戰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打法西斯的局面。而二戰結束以後，帝國資本主義陣營特別是美國很快就意識到共產主義已經取代法西斯主義成為意識形態上最大的敵人，因此美國在戰後對納粹的戰爭責任和暴行的追究，採取了寬容的立場，已收編法西斯力量為己所用。

在這個脈絡下，美國支持蔣介石和期待一個＂統一，強大，民主＂的中國，以取代日本遺留下來在亞洲的巨大的真空，（當然，這個中國到今日都還未實現）。因此，中美合力完成了對台灣的佔領，但是台灣的治理全權由中國國民黨負責。站在台灣角度，這點事後來看是莫大的悲哀和諷剌，發動戰爭和剝削殖民地的宗主國日本被比較進步的美國治理，身為殖民地被日本剝削和拖入戰爭的台灣卻迎來中國國民黨。

但在那個當下，中國國民黨和台灣菁英之間是有蜜月期的。台灣的菁英階層在日本大正時期開始就對自由民主有所啟蒙和嚮往，但那時並沒有脫離帝國和獨立建國的意識，而是期待＂自治＂和合理的公共事務的參與。在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後，台灣菁英將這份對自治的期待投射到＂祖國＂中國上，因此台灣菁英對中國政治的立場，和當年陳烔明的＂聯省自治＂應是類似的。而中國國民黨包括蔣介石也對台灣的＂回歸＂有所期待，一方面是因為台灣社會比中國更現代化和進步，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日本高壓軍國主義統治下，和中國大陸不同，台灣沒什麼共產黨，法西斯老蔣自然感嘆台灣是＂一片淨土＂。這點和香港九七＂回歸＂時類似，那時香港有許多人對＂祖國＂也心存幻想，認為香港可以影響中國讓中國走上法治民主之路，而中國人也期待香港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世界接軌的樣板，那時根本連＂港獨＂這個名詞都還十分罕見。

但中國國民黨在接收台灣的過程一開始就犯了致命的錯誤，就是沒有給予台灣特別的地位分開治理，而且直接將台灣劃成＂台灣省＂，中共接收香港至少還懂得官方說法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台灣那時已經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五十年，五十年是很長的，兩代人時間，和中國其他省份有明顯不同的歷史軌跡，社會菁英多受日文和現代化的教育。和香港的情況類似，這個＂比較落後的社會統治比較進步的社會＂的矛盾，很快就顯現。

陳儀會被蔣介石任命為台灣行政長官，因為他留學過日本和曾擔任福建省主席，所以理論上是國民黨內的知日知閩派，治理台灣最合適。但實際上陳儀是蔣介石的浙江老鄉，而他在福建的政績非常糟糕，搞得民不聊生，當年在新加坡非常支持國民黨的陳嘉庚，回到福建老家看到一片殘破，大罵＂福建淪為浙江人的殖民地＂，從此倒向中共，（這點在《帝國之間，民國之外》也有提及）。蔣介石和其他法西斯領袖如希特勒等類似，用人強調忠誠第一，所以常常用的不是草包，就是人品有問題，愛拍馬屁之流，而且也不是很忠誠，陳儀後來在國共內戰大勢不妙時策反湯恩伯結果反被告密，後來就在台灣被老蔣給斃了。

戰後中國的情況很不好，因為最重要的，經過日本長期經營和現代化，有大量重工業的東北，並沒有完整地被國民黨接收，而有相當部份在蘇聯和中共的控制之下，因此國共內戰很快就打起來。連帶造成的經濟混亂和糧食短缺也波及到台灣，在經濟巿場上，台灣的資產被國民黨中央政府剝削以用於內戰所需，但行政權力都握在跟著國民黨到來的中國人手中，因此社會矛盾持續擴大。

六十多年前的世界和今日不同，資訊的取得和傳遞都比今日困難許多，因此無論是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社會的控制，或陳儀對台灣社會的控制，用今日的標準來對比，都是相當受到限制的。在國共內戰期間，蔣介石其實常常叫不動很多地方勢力，但他要調走台灣的兵力去支援內戰，陳儀一口答應，這讓蔣介石頗為感動。但陳儀此舉只是在拍老蔣馬屁，因為只要參考美軍在各佔領區的駐防，就知道維持優勢武力對維持軍事佔領社會的秩序非常重要，而兵力支援大陸後，陳儀手上只有不到數千人的武力，可以扣掉各地常駐可以動員調度的只有七百人左右，七百人要守這麼大一塊島嶼，有七百萬人口的台灣，明顯是不足的。

當時台灣社會的情況也相當複雜，一方面國民黨各派系滲透入台灣社會，如三民主義青年團，陳立夫和陳果夫的CC派，（中央俱樂部之意），和軍統等特務，各自吸收台籍菁英或青年，進行派系鬥爭。而在經過多年的殖民統治之後，台灣人自己本身也有矛盾。在日殖時期，有相當多的台灣人離散在外。有一些是不滿日本殖民統治，而到中國大陸發展的，這些人會說國語，而且有中國包括國民黨的人脈，被在台台灣人稱為＂半山＂，半個唐山人之意，國民黨如果要任用台灣人以作＂台人治台＂的擺飾和花瓶，用的也都是半山，因此有些政治買辦或代理人的意味。另一些則是亞洲各地的台籍日本兵，或相關殖民體制人員，這些人從前是中國軍隊的＂敵軍＂，但在戰後卻又變成＂中國人＂，並且延後遺返回台灣，（因為要遺送日本人回優先，這又是一大諷剌），所以在這過程中飽受歧視和欺凌，回到台灣後就業和重新融入社會也不容易。因此戰後，不止中國人移動到台灣，大量的離散台灣人也回到台灣，而這就會和原有的台灣社會有利益衡突。大量移動人口，經濟不好，失業人口多，浪人流氓角頭黑社會也多，（許多和政府也有關連，甚至為政府所用，以提供情報維持治安等），再加上沒有強而有公信力的公權力治理，這種混亂的局面就和日殖時的高壓統治形成強烈對比。

這些客觀條件的累積造成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查緝私菸時將四十歲婦女林江邁打得頭破血流，查緝員傅學通被路見不平的路人追打時亂開槍，打死了在路邊看熱鬧的陳文溪，陳水溪又是萬華流氓老大陳木榮的弟弟，就發動浪人和黑社會煽動群眾，到專賣局＂討公道＂。星星之火燎原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演變成族群衝突，一方是掌握公權力和有正規武力的中國人，一方是覺得自己被壓迫和有民間武力的台灣人，雙方各自武力升級，不少台灣民眾被公署衛兵開槍射死，而憤怒的台灣民眾則到處尋找一般無辜的中國人報復洩憤，一些中國人就被木棒活生生地打死，（這份情緒可以參考部份台灣網民或香港網民對中國人的仇恨言論，在那個年代不是上臉書罵一罵而己）。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族群衝突在戰後和冷戰時期並不罕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有類似的動亂。而在全島的局面因為累積的民怨爆炸開來以後，情勢就變得相當複雜，各方都有各方的盤算，包括派系問題，族群問題，和左右意識形態問題。檯面上有努力試圖降低雙方武力升級包全台灣社會同時兼顧中國人安全的，大概就是走中間路線的台灣菁英，包括參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那些，努力和陳儀政府也和台灣地方勢力和群眾對話，但各地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作為＂大台＂，自然也免不了被派系滲透而成為鬥爭的場域。這段期間出現一小段的權力真空，（陳儀的兵力極少），台灣的知識份子因為這個事件突然需要選擇如何面對中國國民黨政權，而分裂成談判妥協和武力抵抗兩派，（這和香港的和理非和勇武類似），前者多是資產仕伸階級，後者多是青年學生。

武裝程度和左傾程度是成正比的，雖然當時中共在台灣只有七十多人，但台共意識在台灣已有將近二十年歷史，雖然其間曾受日本強力打壓。當時中共在中國大陸相對受同情的弱勢，而各地共產國際基於反殖反帝民族自決的共同理念多互通有無，是意識形態上的盟友。二二八之後台灣最重要的本土武裝力量，就是在台中的二七部隊，後改名叫台灣民主聯軍，名稱和中共的東北民主聯軍呼應，（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是在1948年之後），二七部隊會選用這個名字，可見其意識形態十分鮮明。二七部隊的領導人，至少像楊克煌，古瑞雲，謝雪紅，都和共產黨很有關係。這三人後來逃到中國，成立了中共的傀儡台灣民主同盟，但在中共成為中帝，大家都是中華民族之後，台灣自然就不需要民族自決了，因此台共後來多被打成右派清算，下場都很淒涼。因為冷戰時期右翼政權包括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多以＂反共＂之名濫捕濫殺，加上近年台灣和中共之間的敵意，所以後來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在談論這段歷史時多淡化其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這和新加坡左派在談論＂冷藏行動＂的歷史時類似）。另一方面，因為台共和反蔣，所以二二八被中共史觀正面表述，稱之為＂二二八起義＂，但矛盾的是，需要對二二八負極大的責任的陳儀，也因為投共被老蔣槍決被中共歌頌稱之為＂愛國人士＂。

在全島局勢失控之後，陳儀是心虛的，因為他手上無兵，而且他先前和蔣介石打包票台灣沒問題，如果收拾不了老蔣隨時可以讓他掉腦袋。另一方面，蔣介石也對發生這樣的事情懊惱。作為最高法西斯領袖，蔣介石當然要對一切歷史相關負責，但現實是他不可能同時兼顧很多細節，（國共內戰打得焦頭爛額，但還有得拼），所以必定是依賴前線執行者的報告，（如同習近平不可能知道香港的一切事情）。站在國民黨中央黨國的角度，多是兩種意見，一是痛斥陳儀治理台灣不當把事情搞砸，二是認為台灣問題必須要盡速解決，才能維持在＂中國內政＂的框架之內，否則才移交一年多就搞成這樣，會引起國際社會介入。最終蔣介石決定派兵增援他的浙江老鄉和親信陳儀。

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武力行動和屠殺是發生在中國援軍扺達之前，因此引起陳儀的不滿，擔心剌激台灣社會讓情況惡化。之前在台灣駐守的是62師和70師，後被陳儀送給蔣介石，而增援的不是有＂台灣經驗＂的相同軍隊，而是不同的在東北戰區的21師，（成員應多來自四川，但曾經整編，師長劉雨卿是四川人），21師登陸應是在3月9日，在那之前一天，來自福州的憲兵隊已先登陸。

在援兵抵達以後，就打破了中國政府武力和台灣民間武力的均勢，陳儀對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態度也出現轉變，談判妥協台派的改革訴求全被擱置，本來有效替社會衝突降溫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被定義為＂非法組織＂和清算，武力抵抗台派也明顯無法和中國軍隊的武力抗衡，因此陳儀政府又重新掌握了局面。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國民黨政府武力使用來自不同力量，而相當複雜，包括警備重部，特務，憲兵，和軍隊。可以確定的是，維持公共秩序的成員若是來自在地的社會，面對自身的族群，則使用武力會比較節制，反之，面對＂他者＂，則會有擴大使用武力的情況，（如同香港很多黑警其實都來自中國內地，或見513事件時馬來軍警對華人民眾）。而且當時國民黨軍隊先是經歷抗日戰爭，再對戰共產黨，可以想像身心都已十分疲憊，甚至扭曲，出征的部隊視移動為“任務”，是要“殺敵”和“平叛”。而作為法西斯政權的另一特點是，國民黨的特務其實在這過程中有意地煽動和掀起社會對立，以有利於為擴大使用武力製造理由。

在被屠殺的台灣菁英之中，有些甚至是具有議員身份，可見國民黨的軍事政權，完全是沒有三權分立和民主的概念。而二二八慘案引發中國輿論關注，因此蔣介石派白崇禧（國防部長）和蔣經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處長）前往＂撫慰＂。蔣介石派白崇禧應有勢力平衡之意，因為闖禍的陳儀是他的浙江嫡系，白崇禧是桂系，和蔣介石對國共內戰的戰略有非常不同的看法，（類似隆美爾和希特勒的關係），因此應該是希望借助白崇禧的聲望來緩解中國其他方面相關的批評。白崇禧雖然是一代名將但意識形態上終究還是個極端民族主義者，因此他對二二八事件的判斷為＂台人為日本奴化教育所致＂，軍人出身的他也沒有現代司法正義的概念，認為應該用軍法審判而不是由獨立司法機關處置，因此國民黨政府在局面穩定後的＂追究責任＂是恐怖的＂有效率＂，白崇禧也肯定彭孟緝在二二八時的＂表現＂。蔣經國二二八期間在台灣的角色也很曖味，除了確定他否決陳儀出任台灣省主席之外，目前所知的不多，但那時的小蔣和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應該頗有連結。

無可否認的是局面確實很快地被國民黨控制住，而許多台灣菁英和知識份子也被鏟除，（這其中又牽涉是不是有半山和台灣人告密和借國民黨手進行鬥爭的問題），台灣社會從此再也沒有先前那種積極討論公共事務和希望自治的氛圍。作為那個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是悲哀的，無論是選擇與中國國民黨談判妥協，或是武力扺抗，或是加入中國共產黨，最終大都沒有好的下場。要活著只能不當知識份子，（但可以做國民黨政府的技術官僚），或是流亡。

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後在福爾摩沙大屠殺，也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和報導。在美國也引起要不要介入的分歧，在台美人如美國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是主張美國強力介入接管台灣，並認為這是符合美國利益，但美國中央卻擔心介入台灣事務或會給蘇聯介入東北的藉口，而且那時美國還有＂帝國主義包袱＂，認為介入台灣或會影響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另一方面，那時也缺乏有組織和力量的台灣右翼或武裝力量，可以讓美國扶植，作為美國的代理人。

可以確定的是國際輿論不會再繼續讓陳儀統治台灣，因此美國透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要求蔣介石撤換陳儀。中美關係是蔣介石大戰略中重要的一環，因此老蔣只好照辦，並用文人和前駐美大使魏道明出任首任台灣省主席，以安美國之心。魏道明沒有做很久，1948年年底，因為大陸局勢不妙，台灣成為國府可能的退守之地，因此蔣介石在下野之前讓他信任的另一個浙江老鄉陳誠取代魏道明為台灣省主席。國共內戰慘敗的結果，讓很多人移動到二二八後的台灣。蔣介石顯然不覺得二二八過程中涉入的國民黨人有什麼問題，像彭孟緝後來還官至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參謀總長。國共內戰的失敗，並沒有讓蔣介石反省自己的法西斯本質，反而更加極權和右傾，這影響台灣社會的意識形態至今，左邊的歷史，是非常零碎甚至是幾乎空白，到今日都無法回到有左有右的大正年代。

以結果來看，歷史諷剌之處是二二八事變加劇了國民黨在台灣的高壓統治，加速了台灣社會的中國化，但另一方面，這也是台獨意識的開始，（和今日香港的情況類似）。

討論二二八歷史是困難的，因為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總會試圖切出和放大對自己意識形態有利的那塊。而且有些二二八有責任者，後來還在黨國體制內站到不錯的位置，其後代在今日的台灣社會也有不錯的資本位階，有些人甚至會想美化其先人在二二八時扮演的角色。這些都是人性。

近年好像流行一種風向說，二二八已經過去很久了，政府都道歉了，不要再提了，再提是撕裂族群和社會。我不是很認同這樣的說法，如果討論歷史會撕裂族群和社會，那是因為談得不夠，談得不好，那表示談的方式要檢討，而不是不談。

只有透過不停地閱讀和反思歷史，我們才能看清悲劇的本質，才能夠有更文明的社會。何況法西斯的幽靈到今日都沒有散去，隨時等待著以民族之名被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