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台灣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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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構二二八》之後讀了陳翠蓮的另一本書，《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台灣民主運動》。這本不是學術著作，是歷史普及讀物，所以文字比較多作者個人主觀情緒，一些細節如二二八時台灣憤怒群眾打死中國人也未提及。

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書的前半段，也就是大正日治時代下的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社會面對的棘手問題是＂六三法＂，這個法律賦予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制定法律的權力，因此總督同時掌握行政和立法權，根本就是台灣皇帝，比日本的天皇權力還大，那時日本＂內地＂已是有限度的民主憲政，法律還要通過帝國議會。因此＂六三法＂台灣菁英希望廢除，而日本國會議員也很有意見，但若比照日本內地法度，那在台灣立場，就是迎合日本的同化政策和＂內地延長主義＂，因此台灣菁英提出＂六三法＂和同化政策之外的第三條路，就是殖民地自治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要談自治，當然就觸及＂台灣人是什麼＂的問題。當然日本還是在相對民主的氛圍，不乏對殖民地同情者，其中有些則對台灣提出尖銳但誠實的批評，如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曾說：

＂總之，協同合作的基礎是獨立，缺乏獨立的合作則是盲從，是隸屬。我們日本國民，對於隸屬民族的存在，並不喜歡。台灣人在法律上是日本國民，在與我們相互提攜之前，我們要求台灣人要先成為獨立的文化民族。獨立並非只是反抗法律上的命令者，而是獨立的人格。在此意義上，我們很歡迎諸君日後的計劃。＂

基督教牧師賀川豐彥也提出類似的批評：

＂你們現在還不配談獨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必須具有獨自的文化，譬如文藝，美術，音樂，演劇，歌謠等等，不能夠養成自己的文化，縱使表面具有獨立的形式，文化上也是他人的殖民地。現在培養自己的文化是你們當務之急，你們一旦獲得自己的文化，水到渠成，獨立的問題自然就會解決，現在侈談獨立，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在這樣的批評之下，蔣渭水等開始了台灣文化協會，在全台進行文化演講，（在當時台灣識字率不高，所以演講是非常重要的傳播意識形態的方式，如同今日識字文盲實多，所以Youtube很重要）。早期的台灣文化協會是有＂大亞洲主義＂的，主張＂日中親善＂，團結亞洲人，對抗西方殖民霸權，而台灣可以扮演日中之間重要的橋樑。

但後來社會主義思想傳入，蔣渭水也深受其影響，而開始左傾，引爆台灣文化協會的左右路線之爭。因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年年勞師動眾徒耗錢財，但一直沒有得到日本帝國中央的善意回應，所以左派越來越不耐煩，思想也越來越極端往共產主義傾斜，要發動無產階級革命來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文化協會左右之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右派罵左派＂盲動幼稚病＂，左派罵右派＂帝國主義走狗＂，自治還未成台灣菁英就先內鬥起來。這個左右之爭也一直延續到台灣民眾黨時期，無法建立良好的機制調理左右的衝突，因此也無甚作為，輕易地為日本殖民政府所分化。

柯文哲使用＂台灣民眾黨＂這個名字，我個人是非常反對的，我以為這是對歷史的不尊重。柯文哲本人對蔣渭水的歷史恐怕也不大熟悉，但歷史諷剌之處是，兩人其實有些部份是蠻像的，一是“親共”(雖然是不同的共)，二是意識形態的不一致，蔣渭水從大亞洲主義到社會主義到直奔共產主義，三是蔡培火曾批評蔣渭水＂見識淺薄＂，＂愛追求流行新思潮，以致思想缺乏連續性，一貫性＂，＂愛出風頭，愛掌大權＂，＂即使犧牲整體利益也在所不惜＂，＂看事不精，用人不明＂，＂推心置腹的同志，最後都反目成仇，惡言相向＂。

歷史的巧合有時真的很嚇人的。

蔣渭水在思想完全左傾之後，在四十歲時就因傷寒去世。那是1931年，剛好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台灣曇花一現的民主空間也就此結束，進入長達半個世紀的法西斯社會。

閱讀本書時我意識到一個很大的空白，就是那時的台灣菁英好像都只專注在台灣內部事務，對國際情勢好像毫無意見，對日本社會走向軍國主義毫無憂慮，對國共內戰也沒有看法。台灣菁英常常被描述成＂天真＂＂善良＂而且被動，但法西斯國民黨亂殺人其實不是1947才開始，在中國早已多有先例。我不確定當時台灣菁英是否真是如此，希望能看到多些相關的研究。

如果日本能夠維持大正時期的有限度民主帝國資本主義，沒有走向軍國主義，成為二戰時的戰勝國，那台灣的歷史就會和戰後的新興民族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非常類似，會很大機會獨立和有一個親美的本土右翼執政，（雖然應該還是會走上威權主義，把左派都抓起來）。在進入三零年代以後，台灣社會的現代性基本上就被切斷了。

歷史的教訓是，千要不萬甘於安份在下游和當殖民地，要積極介入上游的社會和影響上游的走向，因為當上游走了歪路，往往卻是無辜的下游付出慘痛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