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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台灣聯經出版，作者胡川安是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東亞系博士，現為台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中華帝國在亞洲大陸已經以不同的名字和形式斷斷續續地存在了數千年，從中心漸漸往外擴張，對邊陲侵略，殖民，然後同化。根據後設大中華史觀，四川肯定是中華帝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近代的考古學證實，四川有自己的三星堆文明和華夏文明是完全不同的起源，在戰國時代之前，四川是個獨立的存在，被華夏中心視為蠻夷，有著自己獨立的信仰和獨立的政權，死後有自己的天堂，男女之防不深，對性的觀念比較開放。
在戰國時代，四川，也就是那時的巴和蜀，被北方的秦國入侵，開始了四川的被殖民史。秦國會南侵巴蜀因為東出函谷關的路被關東六國阻斷，透過對四川的控制，打開第二戰線，大大地削弱了楚國的實力，和破壞了六國的同盟。秦國對四川的殖民統治就是採取＂一國兩制＂，＂蜀人治蜀＂，並從關中大量移動人口到四川，讓巴蜀＂關中化＂。秦國借由四川的富庶滅六國，建立了一統的帝國，但四川被帝國的殖民和剝削，反而更為加強。
秦亡後，項羽對四川的看法是典型的＂關東優越意識＂，認為不過是個蠻夷之地，只有曾任秦吏的蕭何知道四川的重要性，力主劉邦爭取自己被策封在那。透過成都平原源源不絕的糧食供給，四川再一次決定了華夏中心的勝敗歸屬，一個新的帝國再次誕生，但四川也再次讓自己淪為帝國的殖民地。
本書的第四章是最有趣，探討四川的知識分子在帝國的殖民統治下如何自處，可分為＂消極抵抗＂和＂認同服從＂，所謂意識形態上的統獨之爭，在當時就已存在。前者以嚴君平和楊宣等為代表，四川有自己的學術傳統，擅長術數，方技和黃老等學問，知識份子對帝國的抵抗有兩種方式，一是像楊宣只鑽研四川自己的學術，對帝國主流的儒學完全不感興起，二是像嚴君平作為殖民地知識分子，對道家和儒家經典都有涉獵，絕對有資格出仕，但他拒絕益州牧李強的禮遇，不做帝國的官。
司馬相如和揚雄則是完全不同，對帝國中心充滿了認同和興趣，現實的是，他們在中國歷史上也更廣為人知。兩人在史書上都被記載為＂口吃＂，但實際上極有可能是他們的第一語言是四川話，官話講得不好，是一種出身和語文上邊陲面對中心的自卑。司馬相如的前半生很窮，因此他一直都希望可以在帝國中心這個大場域功成名就，跨越自己的階級。而對帝國而言，司馬相如的功用就是可以當作帝國的＂四川人代表＂，當作帝國中心和殖民地四川之間的掮客，給司馬相如各種光環，好幫助帝國在四川做外宣，說漢帝國多棒，四川人要做帝國的好國民。司馬相如透過帝國加持的文化資本，衝擊了四川知識份子的價值，要照著帝國長安標準才是＂文明＂，否則就是＂蠻夷＂。
和司馬相如不同，百年後的揚雄對於功名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他對帝國中心的認同，完全是出自一種文化召喚，揚雄雖然是四川本土派嚴君平的學生，對黃老學說極熟，但他的認同不是四川在地認同，而是對儒家經典聖人理想的認同，並因此移動到長安。他認為帝國官方儒學不是真儒學，孔子的儒學才是真儒學，因此雖然出身於殖民地四川，但他要比帝國的儒家更儒家。揚雄的學術方法是論古，模擬《論語》寫出《法言》，評論漢代之前的學術，（因為他認為西漢儒家走偏了），以彰顯儒家的重要。揚雄也寫過《蜀王本紀》，但他筆下的四川歷史，是華夏認同本位的，喪失了四川的主體性。揚雄也是一個民族學家，著有《方言》一書，記錄帝國邊陲和各殖民地的語言和風俗，以方便帝國中心統治。揚雄在學術上有他的堅持，但他在政治現實的判斷上是一場災難，認為王莽是＂聖人＂，典型離地蛋頭學者，但後世批判揚雄背叛西漢沒有氣節是對他的誤解，因為來自殖民四川的他效忠的對象不是西漢，而是他心中的＂儒家帝國＂。
在西漢的時候，四川還能維持殖民地的生活形態。但到了東漢，儒家的影響力已經不只停留在帝國中心，而且真正地被學術化和建制化，能夠影響地方風俗和行政。通過儒家的＂國教化＂，帝國中心對邊陲開始進行＂文明化＂，要＂萬里同風＂，用近代說法就是＂內地化＂或＂內地延長主義＂，四川這個＂蠻夷地＂，開始需要面對帝國中心強力的＂文明風＂。雖然巴蜀被內地建制化，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但是帝國中心對巴蜀的歧視卻從來沒有消失，帝國的政治還是把持在關東的豪強和世族手中，這使得巴蜀的豪族有著相當強的地域性，花更多精力在巴蜀的在地經營，如農業，水利，商業。巴蜀的學術傳統和中心也繼續走往不同的道路，和中心提倡古文經學不同，巴蜀繼續了今文經學和讖緯（政治預言）的傳統。因為這些根本上的差異，巴蜀在帝國衰弱後的末期迎來了自身的獨立，直到不幸被劉備的流亡漢室政權再次侵略殖民以作為反攻復國基地為止。
無論我們喜不喜歡，我們都活在帝國的邊陲，一方面要面對帝國的輸出和威脅，一方面又需要和帝國廣大的巿場互動。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透過閱讀四川面對帝國時的殖民史，更能讓我們看清和反思自身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