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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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裡總會有些作家你看他的書長大，每次他出新書總是會買，讀過他的每一本書。

 

近日讀了駱以軍的新作《大疫》，剛好也在開車上班時聽了他上蔣亞妮podcast的訪談。駱以軍是說故事的高手，他的“長篇小說”更像是無數個故事的集合，駱以軍擅長書寫從日常生活裡各種隨手可得的內容取材，無論是新聞還是那種私底下打屁聊天聽來的奇聞異事，從NBA的籃網三巨頭到鬼滅之刃，因此長期閱讀駱以軍的小說，每一次當都像是一種人生的複習，被提醒近年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駱以軍會將這些私密的故事放到一個巨大的框架裡，這次是Covid 19，小說虛構病毒變得超級厲害，人類滅絕最後只剩下數十人，訴說自身在原有文明世界裡的位置。

 

駱以軍在不同的訪談裡重複提起兩年前發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件，從一個讀者的角度樂見他脫離臉書的爭執，精力回歸到小說的創作上。駱以軍對這件事自然也是有話要說的，那一個事件加上這本小說就是一種對現實的反諷，在這個時代在臉書上必須要寫正能量扮演某種討好的偽裝的人設，真心話和一點誠實的批評只能藏在(沒什麼人讀)的長篇小說裡。

 

我唯一有所保留的是，駱以軍再一次將真實裡的人物寫入他的小說裡，而且不是“影射”或“對號入座”，而是直接寫出該公眾人物，而且對方也不是總統這種掌握絕對權力的人，如作者自己在小說裡所說，是一個集體暴力的受害者。或許對方不會讀駱以軍的小說，可能她身邊也不會有人拿著這本書去和她說“妳看駱以軍寫你”，但在沒有被確保經過當事人的同意下，閱讀起來仍有一種不適，這反而是駱以軍所批判的，他自己拒絕窺視未被授權的私密，但反過來卻任由自己書寫他人私密的相關。駱以軍在訪談裡提起他們那一代讀現代主義讀到有點壞掉，如果真有此事，我認為病狀似乎是或許基於現實裡受到的壓迫，而在創作時會過度抬高作者的權力位階，好像基於“創作”之名什麼都能寫，而沒有受到任何倫理邊界的限制，這問題在那一個世代的男性作家並不罕見。

 

《大疫》反映出的是一種第三世界面對全球化浪潮下的焦慮，即使是駱以軍這樣華文世界頂尖的作家，其作品對西方社會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不執著於“寫自己的東西”這件事情的話，我們在這時代大可以安躺於家裡，用很低的成本，享受第一世界用資本砸出來的看起來精緻的文化輸出。

 

最後除了被國家補助保護的少數，(而誰該被保護必然也牽涉到某種國族主義和意識形態上的鬥爭)，第三世界所有的內容生產者都會被剷平，只能在社媒上複誦帝國文化商品的內容以求流量和生存。

 

這才是我們這時代真正的大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