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裴氏的論調不算新鮮。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學界已有周錫瑞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張朋園著《近代湖南人性格試釋》等，針對湖南一地的研究早已行之有年，上述的研究某程度上使我們得以窺探湖南一地在現代中國的獨特地位，也說明了裴書並非是開山之作。然而，這並非是指裴氏的研究路徑是徒勞的。愚意以為，與其說裴書講述了一道「湖南中心論」的歷史敘事，毋寧說是裴氏揭示了湖南人的「地方認同」與「中國認同」之間的張力拉合。過去針對「湖南地方性」的研究，著眼「漢地十八省」的湖南與作為整體的「中國」之互動關係，而裴氏的作法是反客為主，以「湖南」而「中國」，透過近代以來湖南地方的社會、政治局勢變遷，觀察「湖南幫」如何主導了近代中國的變革。
湖南一地自古以來消息閉塞，交通不便，且其早期士人思想亦趨保守，不易受外界思想所影響。然而，近代中國的湖南籍人才輩出，尤其是晚清雄起的湘軍，擊垮了「受外來洋教蠱惑」的太平天國軍隊，這份榮耀形塑了湖南人的地方自豪感，自覺是「清朝/中國的守護者」，更是強化了其固有的保守之風。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當我們落在傳統的國家民族主義視角之下，湘軍的勝利往往被定義為「漢族在滿清的崛起」，是「滿族衰落的起始」，而「湘」的特色是被隱沒的。
若說湘軍的崛起從意識層面形塑了湖南人的優越與保守，那湘軍戰後的大部裁撤就是從實踐層面強化了此二面向。前述的郭嵩燾原先就是湘軍所部，在攻克南京之後，郭嵩燾解甲歸田，後又升任駐英公使。旅英期間，郭氏四處參觀各地工廠、學校、政府機關，其觀念亦因此產生根本變化。歸國以後，雖有志改革，奈何遭阻，不得以二度卸職。當郭嵩燾返回湖南老家時，湘陰爆發排外風潮，而郭氏被鄉人認定「勾結洋人」，被不明所以的百姓鄉紳帖大字報辱之。郭氏賦閒湖南之時，所作的是主講城南書院，開設禁煙會，然而成效不彰。由是觀之，當時的湖南民風仍然是封閉保守的，曾國藩在湘軍內不遺餘力地推動王夫之的學說思想，但這也僅限於高級軍官之間而已，民間的啟蒙仍是極其有限的。
當時隨著湘軍大部裁撤而退役的還有一人，名喚周漢。周漢與郭嵩燾同出於湘軍，然而兩人對待「湘軍經驗」的立場卻是截然不同。周漢仇視洋人，認為「太平天國之亂始於外國思想/基督教」，他曾刊印過一部小冊子《鬼叫該死》，文中有言：「你們年輕人不曉得長毛反的情形，你們問問年老人看看，長毛賊以前發的書是鬼叫不是呦！他們鬼子孫都稱玉帝為『天父』，稱耶穌為『天兄』，其餘豬屁還不知多少。」類似的小冊子據說在當時刊印了八十多萬份，而郭嵩燾最風光時在場聽講者也不過五十人之眾。雖然周漢與郭嵩燾兩人的光譜是相反的，然而兩者的出發點卻是相同的：清廷無能，故此湖南人得以大放異彩，只是周漢擁抱了保守民族主義，而郭嵩燾選擇了改良主義。
「湘軍經驗」帶來了兩種迥異的民族主義路徑選擇，從而帶出了本書的一個困惑：以「中國」整體為主的民族主義是否能與湖南地方民族主義相兼容？若是以裴氏在書中所提及的脈絡而言，我們可以看出從曾國藩伊始至清末民初的湖南地方思想變革之時間線，實則由「中國民族主義」逐漸過渡到「湖南民族主義」，且其民族主義的強度亦是時強時弱，不總是凝滯的狀態。斯二者之間是否有交叉之處？
裴書意在為傳統的單線國族歷史敘事當中開闢一條新路徑，使之成為「複線歷史敘事」。汪榮祖謂之「以論代史」，甚至「意圖分裂中國」。愚意以為，裴書在處理這條歷史敘事確實有不少值得可商榷之處，然而政治化裴書，卻是過了。杜贊奇著《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一書與裴氏脈絡相似，皆在質疑慣常的線性歷史敘事，然而杜書的研究範圍涵蓋了省籍、語言、教門、幫會等多種有別於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從而得以呈現一種相對不穩定而交叉的認同。裴書僅專注在湖南人的特殊性認同，故謂裴氏之研究沒能回應「複線史學」在現代中國歷史敘事當中所遭遇的困境。
若是以同時期的橫軸對比，與清朝中國同質的多民族帝國有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為何唯獨中國免去了後三者因境內各民族的多元認同而最終分崩離析的命運？倘如裴氏所言，湖南人有著廣泛的「湖南民族」認同，那麼這種地域性的認同如何被納入現代中國的歷史敘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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