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
最近專注在東亞近代史的閱讀裡,上兩週拜讀了 Robert Eskildsen 的《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作者以甲午海戰前夕爆發的「台灣出兵」為切入點,分析日本人是如何透過西方近代國際關係的原則與清帝國博弈,以求伸張台灣番地(註:東岸)的利益與主權。作者以「遞迴帝國主義」的概念解釋日本帝國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動態互動,其中值得關注的部分在於「日本帝國是如何透過選擇性挪用西方近代文明的要素以對抗西方帝國列強」,最為明顯的例子是明治政府透過美國人處理「羅妹號事件」的模式取得靈感,並在「牡丹社事件」套用之。 本篇的《「同化」的同床異夢》的歷史場域落在了「乙未割台」之後的日治台灣,作者陳培豐梳理了日治台灣五十年間的語言同化政策、台灣人對於「近代化」的認知以及對於「國家 / 國體」的認同。若是從中國史觀的視角出發,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之下是「被壓迫的」、「被動且無力反抗的被統治階層」,直到「光復之後,國民政府從日本人的恐怖統治解放了台灣人」,然而陳氏在書中揭示的是台灣人是如何透過「國語教育」與台灣總督府、甚至是日本內地博弈,以求爭取平權的抗爭史。 「皇民化運動」一直以來都是大中華史觀者批判日治台灣歷史的利器,甚至引以為「台獨思想」之源泉,然而「皇民化運動」實則是昭和時期的政策產物,其對台灣人認同產生的影響是在日治後期,不應一概而論。陳著裡依照明治、大正與昭和時期劃分了日治台灣的語言政策,以「大東亞戰爭」為分水嶺,從而揭示了日治台灣的語言政策是如何從「溫和漸變」走向了「劇烈驟變」的過程。 在談論日治台灣的語言政策以前,首先得釐清日本人在治理台灣、朝鮮、愛奴、琉球(此四者甚至還能再行細分)與「大東亞戰爭」期間所佔領的太平洋群島、南洋等地的區別。前四者是在明治時期透過西方近代國際關係理論的挪用而取得的主權,後者是「大東亞戰爭」時期急劇擴張而取得的領土。換而言之,日本政府有充裕的時間與理論基礎完善針對前四者的主權之伸張,後者則是赤裸裸的「戰果」。 台灣島是明治維新以來,首個透過戰爭與近代國關法則「依法」取得的領土,日本政府嘗試透過重構「國體論」以合理化殖民台灣的理據,然而「國體論」原先是為了鞏固明治維新以來的近代化成果而設計的理論,應如何重構並套用在治理異民族的台灣,乃至於後續的朝鮮、滿洲等地,這套思想之流變貫穿了日本帝國由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