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風帶的書評

   （網店鏈接： https://www.monsoon2016.com.tw/product-detail-3128441.html ）   讀了前陣子在馬來西亞很紅的話題之作《Final Reckoning》，作者Romen Bose是納吉擔任首相時的媒體顧問。這本書算是他個人以一個Insider的角度，分享納吉擔任首相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國陣為什麼會輸掉2018年的大選。 Romen Bose其實是新加坡籍，畢業於萊佛士學院，可以說是新加坡馬來人菁英。他自己本來是學歷史的，寫過《Singapore at War》等套書。後長期任職於媒體，包括新加坡的Channel News Asia，和半島電視台在馬分部。根據Romen Bose的說法他是＂馬來亞＂認同，所以投身納吉陣營希望馬來西亞更好，可見對馬來人來說也沒有＂不要干涉他國政治＂這回事。 Romen Bose不止干涉馬來西亞政治，還是直接幫納吉和國陣打選戰。2018年大選的結果我們都很清楚，所以這本書有點像是＂失敗者的自白＂。根據Romen Bose的說法，納吉是一個好人，但他身邊被太多＂Yes man”圍繞，所以他聽不到真話和正確的訊息，納吉也願意授權和信任他的團隊，可惜所托非人，很多都是趨利小人。可以感受到Romen Bose替納吉不值，認為是他身邊的人揮霍了納吉的信任。作為讀者的我們誠實地知道，一個領導者若識人不明那領導者自己也是有問題。 如書中所述，納吉在第一任首相任期內確實有希望做出一些改革，來修正其父新經濟政策的種族保護主義路線，包括降低土著持股固打，和不分族群地派發一馬援助金。但2013年國陣在華人選票慘敗，讓他面對馬來右翼巨大的壓力，要他停止這種熱臉貼華人冷屁股的路線，也反而再度激化馬來西亞的族群關係。納吉也力推許多經濟項目，以讓馬來西亞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在納吉任內，馬來西亞人均GDP從七千三百美金成長到一萬一千三百美金，可惜在老馬和希盟之亂之後，馬來西亞人均GDP已跌回一萬四百美金，且被中國超越。 在納吉任內，馬來西亞的對外關係也是史上最好的時候，無論是對美對中對新加坡對中東關係都很密切，因此吸引很多外國投資。納吉政府倒台後，李顯龍是少數打電話向他致意的外國領導人，因兩者有接近十年的黃金合作期，納吉則＂祝他好運＂，因為他知道老馬一定會找新加坡麻煩。 根據書中描...

   （網店鏈接： https://www.monsoon2016.com.tw/product-detail-2999231.html ）   前陣子在草根讀了馬來西亞大將出版的《祝福-伊斯蘭的多元詮釋》，作者萬吉是親希盟的伊斯蘭學者。 這本書是萬吉在《東方日報》2018到2019年的專欄的結集，本書由其副新聞編輯林建榮翻譯。這些文章書寫的對寫明顯原本是針對馬來人和伊斯蘭社群，但在被翻譯為華文後，也讓我們可以多一些理解開明馬來人的想法。基本上整本書讀起來很像新儒家，作者試著從伊斯蘭的角度，去找尋可蘭經內符合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價值，處理了如公開鞭打女同志，非穆斯林飲酒等問題。 和充滿暴力傾向的華人沙文主義火粉中華膠不同，萬吉這樣的開明馬來人的論述和我們的意識形態是比較接近的，不過也可以預期這樣的立場在馬來社群裡應該還是被邊緣化的少數，應該會遭受到很多＂幫華人講話＂的攻擊。到底要如何讓這樣的論述成為馬來社會的主流，而不只是華人聽起來爽，還是一門很大的功課。 雖然建國已經六十多年，但馬來西亞社會還是很分眾化，無論是因種族宗教還是語文，而這個現象短期之內並不會改變，馬來右翼想要的＂所有人第一語言都是馬來文＂的馬來西亞大概也不會發生。但因為跨族群的交流只會在精英階層內發生，因此翻譯和出版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何全盤呈現各個族群內部的全貌，而不像媒體那樣只是挑最極端會引起爭議所以才有流量的部分來報導，這需要社會全體受眾的自覺和素質上的提升。

   （網店鏈接： https://www.monsoon2016.com.tw/product-detail-3128431.html ） 要談論自由主義必須分享我近日閱讀的一本好書，台灣聯經出版的《自由主義的道德處境》，作者周楓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碩士，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博士。這應是他很年輕時寫的論文，三年前才重新拿出來在台灣出版。 本書主要從什麼是自由主義談起，然後處理保守主義和共同體主義(社群主義，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而自由主義如何回應，最後是自由主義如何處理“道德”和價值的問題。 這本書沒有太多作者個人的洞見，但是非常好的整理，將不同學派之間的攻防和思辨分析得非常清楚。讀完這本書，基本上幾乎囊括了我們日常在公共討論中面對的不同立場和角度的衝突，一切的脈絡會變得很清晰，也就沒什麼好情緒化的。 這本書宣揚自由主義，右批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左批共產主義的書，自然是無法在中國出版。中國無法出版的書可以在台灣出版，顯見台灣在華文世界特殊的地位。宣揚自由主義的書只能在自由的台灣出版，這事本身就有深刻的寓意。 一個問題，如果問十個保守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甚至社會主義者，他們可能都會給出相同的答案，但若問十個自由主義者，他們很可能會給出十個不同的答案，因為缺乏一致性，這讓自由主義在政黨政治上不容易被單一政黨代表，在網路的攻防也不是強勢的聲音。但自由主義在民主社會的影響是無所不在的，經過冷戰後二十年的高峰，自由主義確實大幅度地提升了世人生活的品質，擁有的選擇權利，和做人的尊嚴，使許多個體免於群體的迫害。 在資訊爆炸和淺薄化的今日，人們缺乏思考的餘裕和惰性，對威權的崇拜，使自由主義受挫，保守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再起。在艱困的時代重新閱讀和相信自由主義，能給我們更多思考和啟發。 因為人類現代史證明，自由的價值可能會受到暫時的壓抑，但總是會贏得最終的勝利。

   （網店鏈接： https://www.monsoon2016.com.tw/product-detail-3122963.html ）   前陣子讀了《當女孩成為貨幣：一位社會學家的全球超富階級社交圈臥底報告，揭開以性別，財富與階級不平等打造的派對勞動產業赤裸真相》，台灣臉譜出版。這本書剛出版的時候曾經上過博客來總榜前一百，是百大裡少數的硬書，可見雖然歡場無真愛，讀者還是對歡場裡發生的事情非常有興趣。 作者Ashley Mears是有極佳外在條件的女性社會學學者，憑藉她的條件而得以進入上流社會的夜店臥底做田野，（可以Google一下照片，真的是一位大美女）。上流社會夜店對入場者有嚴苛的標準，男性必須有雄厚的財力，女性必須是年輕貌美，這形成一個資本高度集中的特權場域，無論男女都以擠入這個圈子為榮。值得注意的是，事業成功掌握資本和權力的女性，只要不是年輕貌美，也無法入場，這確保了場域的絕對父權統治，女性無法以資本的力量去跨越和翻轉階級，或影響其遊戲規則。 在夜店內唯一不是富豪的男人，就是在夜店工作的公關，此一群體也成為Ashley Mears研究和田調的對象。他們大都來自中下階層，或具有移民的身份，夜店公關的工作，是他們翻轉自己身份階級的途徑。他們的日常是努力招攬年輕貌美的女性到夜店玩，在這裡女孩是他們手上另類的資本，誰手上擁有最多和最正的女孩，誰就擁有話語權，更能得到父權消費者的賞識。而女性會前仆後繼地投入這個父權場域，因為她們透過父權遊戲規則來贏得對自己的肯定，如將男人願意花錢在自己身上願意為自己開酒視為一種成就。女性的巿場價值保鮮期極短，而且顛峰在很年輕的時候，因此她們很少有餘裕可以思考，面臨＂老了就沒機會了＂的焦慮，必須先迎合父權再說。 歡場其實也是社會的縮影，透過閱讀這本書可以更細緻地窺視父權社會運作的方式。這本書也很適合喜歡去夜店玩的讀者，因為出去玩總得知道自己在食物鍊裡的位置。

   （網店鏈接： https://19tpc00482uah1.iyp.tw/product-detail-3122974.html ）   讀了廖鴻基的長篇小說新作《最後的海上獵人》，台灣聯經出版。廖鴻基出生於1957年，多年來耕耘海洋文學，之前的作品多以散文為主，而且曾獲2011年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年度好文。 《最後的海上獵人》廖鴻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整部作品的長度應該在十萬字上下左右，分為兩部＂清水＂和＂濁水＂，但＂清水＂和＂濁水＂其實是同一人，＂清水＂是主角在＂陸上社會＂的名字，他基於善念要支持社會運動，卻誤信他人被搞到破產，妻子也抛棄他和他切割後，為了逃債躲到邊角漁港當鏢魚手後，改名為濁水＂。 貫穿整部小說的便是這樣陸地vs海洋的概念，如一生在海上為生，以鏢旗魚為信念令人尊敬的海湧伯，在陸上資本主義邏輯裡卻被視魯蛇小人物。他的徒弟粗勇仔也是勇猛鏢魚手，但其妻子芬怡當初要嫁給他時卻遭家人強力反對，看不起＂討海的＂，當粗勇仔因傷無法再鏢魚回到陸上做其他工作時，當初因他鏢魚帥氣模樣而喜歡他的芬怡卻感到欣慰和感動，證實理想是飽滿現實是骨感，失落的粗勇仔仍時時在夢中被大海召喚。 台灣文學有強大的寫實主義傳統，我以為《最後的海上獵人》是和顧德莎的《驟雨之島》一樣有高度的作品，我個人比較喜歡這種有生命歷練和厚度支撐的小說。寫實的意義一在對現實的批判，一在＂記憶＂，本書反映的是台灣鏢剌漁業的没落和消失。這其實是一本很適合拍成電影的小說，我覺得讀小說如飲酒，重點是要＂順＂而回甘，這本是我近期讀到最順的小說，幾天內讀了兩遍。

    （網店鏈接： https://www.monsoon2016.com.tw/product-detail-3114032.html ）   台灣天下文化近日出版了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個人傳記的第二部《登高望遠》，作為第一部《高難任務》的續集，本書主要講述吳作棟接任李光耀成為新加坡第二任總理後的事蹟。 1990年，吳作棟成為新加坡總理時正好適逢冷戰結束，世界即將走入多邊主義，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頂峰。新加坡在李光耀的威權領導下走過建國的艱困時期和共產主義的威脅，但在新的後冷戰時代，新加坡需要新的做法和領導風格。雖然稱呼李光耀為＂恩師＂和對其一直維持一種尊重的姿態，但如同在前一部傳記中所揭露的，在本書內吳作棟繼續表明他在許多議題上和李光耀有很不同的看法。作為新加坡總理他也不畏懼在合理範圍內對李光耀路線做出修正，讓新加坡能更開放和多元，如他自己所比喻的，讓李光耀政府對待人民如＂父親＂的關係，至少轉變為＂兄長＂，允許更多政治異議和反對的聲音。對比努力累積資本的李光耀政權，出身中下階層的吳作棟更致力於重分配，進一步完善新加坡的醫療和教育體制。 諷剌的是，吳作棟讓新加坡的民主走向正常化，也就意味著他個人和行動黨政府的支持度不會像李光耀時期那麼強勢，如果我們以＂民主＂和＂多元＂作為切入點，吳作棟時期的新加坡其實是更好的新加坡，但威權意識者更會懷念李光耀，而認為吳作棟時期是一種＂退步＂，在這點上，後來的李顯龍和他面臨相同的困境。 外界對新加坡的民主總是充滿很多誤解，誤以為新加坡是中共的縮小版，或是＂赤道北韓＂。但在本書中可見，有相當多的篇幅是關於吳作棟談論其政治生涯中各次＂選戰＂的幕後和影響，因為新加坡選民完全是以自由意志投票的，所以行動黨政府執政的＂正當性＂並不是來自武力，而是＂選票＂。自建國以來，行動黨政府一直都是一個＂民選政府＂，憲政上依循英國西敏寺內閣制的精神。但作為新加坡特色的政治制度，吳作棟在書內也多次談論到他對新加坡＂民選總統制＂的看法，包括其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和如何與內閣制產生的總理和政府互動。先不論新加坡是否矯枉過正，吳作楝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批評是有些道理，如政黨惡鬥，民粹主義，社會極化，和政府失能等。基於這樣的警惕，新加坡一直努力在亞洲家長威權和西方自由放任之間尋求一個平衡和適合自己的民主模式。 相較於李光耀的＂強勢＂，吳作棟更是...

   （網店鏈接： https://www.monsoon2016.com.tw/product-detail-3104326.html ）    季風帶文化近日出版了我們在台灣的第十四本書，《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作者是移居香港的知名新加坡學者Cherian George和Donald Low，這本書的英文原版《PAP v. PAP: the party’s struggle to adapt to a changing》是草根在2021年度銷售排行榜的前三名，華文版由季風帶總編輯鄺健銘翻譯。 本書主要討論在2020大選後的新加坡政治格局，在2020大選，人民行動黨遭受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慘敗＂，（建國之前到是曾選得更差），得票率只勉強超過六成，（和蔡英文2020的得票率相差不遠，在5%以內），在野黨工人黨贏得史上新高的十席和兩個集選區，（因此也掌握了兩個巿鎮理事會），在其他一些選區在野黨也是惜敗，差距非常接近，＂國會在野黨領袖＂這個全新的職位被創立，感覺已經有兩黨制的雛形。新加坡的投票和澳洲一樣是強制的，因此投票率超過九成五，選舉結果顯示有將近四成的新加坡人民明確表示期望新加坡政治出現新的變革。 與台灣和馬來西亞的情況類似，新加坡社會存在不同的意識形態光譜，而且在近日因為工人黨議員辣玉莎引爆的爭議，兩派在社群媒體上的交鋒已日趨白熱化。作為一個小國，新加坡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鴻溝，一方面要維持西方民主憲制和議會政治，一方面必須強化中央集權來抵抗外來勢力的介入，種種國家安全至上的思維，也引來＂新加坡不民主＂的批評。新加坡＂能力至上＂的意識形態也逐漸受到動搖和挑戰，越來越多新加坡人認為很多精英配不上他們的高薪，其有利位置更依賴人際關係和加入權貴集團，富二代超速撞爛名車的新聞更加深了這樣的印象，一些人民行動黨政治人物的發言讓人覺得＂離地＂和不知人間疾苦，臉書貼張掃地的照片也讓人覺得根本沒掃過地。社會的貧富差距一直擴大，對外來勞動力的依賴一直增加，本土文化受到全球化和大中華的雙重打壓，民間和媒體也明顯缺乏活力和創造力。 在此歷史的關鍵點，Cherian George和Donald Low在《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一書對人民行動黨批判甚力，但他們並沒有期望新加坡會在短期內實現政黨輪替，而是對人民行動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