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與「現代」：近代中國文人之歐遊心影錄（192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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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風帶文化近日出版了陳奕進的《旅行與「現代」：近代中國文人之歐遊心影錄（1920-1935）》，這是我第二次替奕進出書，第一次是透過馬來西亞三三出版了他的詩集《零號幻術》。奕進先前在台灣清華唸研究所，後回馬為馬來西亞的高教努力。本書榮獲台灣第五屆周夢蝶詩獎評論類首獎，也感謝該單位贊助部分出版經費。

本書主題很有意思，討論百年前民國文人的旅歐經驗，以及對他們文學所產生的影響，以徐志摩、王獨清和王統照三位詩人為例。

百年前中國面臨時代巨大的衝擊，舊時代的封建秩序瓦解，在外部壓力下被強迫走入一個現代化的進程。民國文人多還是滿懷中國士大夫階層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意結，但關於“愛國”愛的是什麼國，現代“中國”應該長什麼樣子，知識分子自己往往也充滿矛盾和困惑。

在這個背景下，旅行，出走，移動，成為試圖得到養分和找尋答案，一條明顯的道路。什麼是“現代”？當然要往現代的起源，歐洲，去追尋。徐志摩年輕時也有非常強烈的民族清教徒意識，甚至公開“反黃”“反艷情小說”，但隨著年歲閱歷漸長，與泰戈爾和羅素等文豪的來往，徐志摩逐漸放下對民族國家的執念，和回到“人”與“文”的本位。雖然“向歐洲學習”，但徐志摩對西方一直保持著批判不盲從的態度，對在俄羅斯甚行的共產主義也非常保留。

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極權統治下，出遊有時也是為了自身安全的考量，如王統照因《山雨》被政府查禁而被逼出國，百年以來，文人在中國仍沒有自由和安全的創作的環境。對於家國的憂慮和無力在男性文人身上往往也投射為感情上的挫敗，如徐志摩和王獨清都在歐洲面臨愛情的挫折，中國文人注定有種得不到理想的家國也得不到理想的愛情的悲劇。

百年過去，華人社會的現代化仍是未竟之功，閱讀前人的掙扎能讓我們對自身處境有更多反思。